让我们称他们为史密斯和琼斯。两个人都很聪明，具有远大的抱负，并且来自同样适度的中等背景。但是，两者之间存在重大区别。
史密斯积极参与社交活动，很受欢迎；他是很多校园团体的成员，并且通常是领导。琼斯沉着，矜持；他不参加团体活动；他通常被注意到，但既不被喜欢，也不遭讨厌；有人无明显的原因而怨恨他。
史密斯兴趣广泛，可得到的工作总是不止一个。琼斯只选择一份工作——追求某种特殊的任务或者在大学课程之外选修——他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致力于此。
史密斯能使自己轻易地适应他人，但发现让自己适应变化的环境却更加困难。琼斯能使自己适应环境，但与人打交道时绝不退让。
史密斯学习成绩全部优秀。琼斯的成绩很不稳定：有些课程他得“A+”，而有些课程只得“C”。
史密斯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充满阳光，活泼快乐。琼斯的形象严肃，认真。但是，有些罕见而短暂的迹象似乎表明，在他们隐藏的内心世界里，他们的角色发生了颠倒：沉着活泼的是琼斯，而史密斯则受到某种可怕、难以形容的恐惧所驱使。
你将选择谁作为未来的发财者？
如果你同意目前流行的观点，你会选择史密斯——你因此而犯了错误。琼斯是财富创造者的典范，而史密斯则是一个容易使人上当的摹本，他从不会挣钱，尽管他可能很富有；为了精确地描述他，我们将他称之为“财富占有者”。
寻找金矿的探勘者知道，存在一种矿物质，它因为光彩诱人而欺骗无知之人：他们称之为黄铜矿。财富的真创造者和假创造者之间也存在同样地区别，但是，人类灵魂的矿物学者没有学会在它们之间作出区分。
大多数人将所有的富人合在一起，形成同一种类，他们拒绝考虑本质性的问题：财富的来源以及获得财富的方式。
货币是交换的工具；只要它能被用来与物质产品和服务相交换，它就代表财富。财富不会自然增长；它必须由人们创造。大自然只是给我们提供原材料，但是，正是人类的智力必须去发现如何利用原材料的知识。是人类的思维和劳动将原材料转换成食物、衣服、住所或电视机——转换成人们为了生存、舒适和快乐所需要的所有产品。
在人类从山洞迈向纽约城这一漫长历程中的每一步背后，都有一个人第一次设法走出那一步——是他发现了如何生火，如何制造车轮、飞机、电灯。
当人们拒绝考虑财富的来源时，他们拒绝承认的是如下事实：财富是人类智识的产物，是其创造力的产物，这几乎完全等同于艺术、科学、哲学或任何其他的人类价值。
财富创造者是发现者，他将其发现转换成物质产品。在一个劳动分工复杂的工业社会里，可能就是一个人或两个人的合伙：科学家，他们发现了新知识；实业家（也就是商人），他们发现了如何使用那种知识，如何将物质资源和人类劳动整合进企业，以生产适于销售的产品。
财富占有者完全是不同类型之人。从实质上看，他不具有创造性——他的根本目的就是得到一份由他人创造而自己不劳而获的财富份额。他寻求变得富有，但不是通过征服自然，而是通过操纵人；不是通过智识努力，而是通过社交策略。他不生产，他在重新分配：他只是将已经存在的财富从主人的口袋转移到自己的口袋。
财富占有者可能成为政治家——或者是“寻求捷径”的商人——或者是那种“混合经济”的破坏性产物：商人通过政府恩惠而变得富有，例如特权、补助或特许；也就是说，他们通过合法的力量而变得富有。
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由于自由企业和政府控制的混合处于无序状态，区分财富创造者和财富占有者正在日益变得更加困难。如果每一种商业纠缠于政府规则，创造财富和不劳而获之间的界限就会变得模糊。真正的财富创造者被迫求助于政府帮助——有时，只要是为了他们的“公共形象”，有些财富占有者也被迫执行某种生产任务。但是，如果人们在一段时间内观察一个人的活动，他们仍然能够看出，此人的成功在本质上是归因于他的生产能力，还是归因于政治力量。
没有任何单一的外部特征能够被用来作为创造财富之品质的可靠标志。归于史密斯和琼斯的品质可能发生变化。但是，其品质的最后净重总是概括了同样的要点：财富创造者的本质特征是其独立判断；而财富占有者的本质特征是其社会依赖。
具有独立判断之人是一个极度自负之人：他相信自己处理存在问题的心智能力。他看着这个世界，想知道，“能做什么呢？”或者“事态如何能够得到改善？”
最为重要的是，财富创造者是发明者和革新者。他的性格中最明显缺失的品质是顺从，也就是，被动地接受被寄予的、已知道的、已确立的东西或是现状。他决不说：“对我爷爷足够有益的东西对我也足够有益。”他只会说：“昨天对我足够有益的东西明天不会还对我足够有益。”
他不会坐等“好运”来临，或者人们给他机会。他自己创造并利用机会。他决不抱怨：“我无法避免！”——他能避免，并且做到了。
从来不创造财富的人是两面下注之人，他们“谨慎行事”，等待机会跟随潮流；他们是赌徒或不顾一切的投机家，他们根据当下的刺激、道听途说或者自己无法解释的情感以及盲目地直觉参与赌博。
财富创造者不采取上述两种方式。他不等待潮流——他设定潮流的方向。他不赌博——他采取适当的冒险，自己真正承担上述两种情形试图忽视的责任：也就是，判断的责任。
从来不创造财富之人有一种“雇员心态”，即使他从事的是行政工作；他想方设法逃脱最低程度的努力，就好像任何努力都是一种不合理的要求；当他不能采取正确的行动时，他大声叫喊：“可是没有人告诉我如何行动！”
财富创造者有一种“雇主心态”，即使当他只是一个办公室的勤杂工——那就是为什么他不会长期做勤杂工的原因。在他所有用的每一份工作中，他都致力于最大程度的努力；他学会他所能学会的有关商业的一切，这远远超过他的工作需要。他从来不需要被告知——即使是面对其通常义务之外的情形。这些都是他为什么从一个办公室的勤杂工升迁到公司总裁的原因。
在他通常严酷且面无表情的外表背后，财富创造者总是以一个爱人的激情、一个改革者的热情、一个圣人的奉献以及一个受难者的忍耐致力于他的事业。作为一项标准，他充满皱纹的前额和资产负债表是其能够允许世人了解的惟一证据。
时空和年龄都无法限制财富创造者旺盛的精力和强大的动力。
在22岁时，乔治·威斯汀豪斯（George Westinghouse）就注意到不充分的制动装置所导致的铁路事故的频次——并发明了威斯汀豪斯气闸，经过一些改进，这种气闸在全世界的所有火车上一直沿用至今。
在69岁时，科内利乌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他在航运业中发了大财——发现铁路将成为未来主要的运输手段，他放弃了航运业，并成为铁路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是纽约铁路中心系统的创建者。
阿瑟·戴维斯（Arthur Vining Davis）卒于1962年，享年95岁，正是他独自创建了美国最伟大的工业公司之一：美国铝业公司（Alcoa）。他于21岁加入公司，《财富》（Fortune）杂志这样写道：“从严格意义上说，他几乎是公司的第一个雇员。”“在世纪之交的几十年里，美国铝业公司就是铝行业，戴维斯就是美国铝业公司。”他的同事说，他对“自己的商业敏锐度和判断能力有绝对的信心。”他被描述如下：“他会迫不及待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他令人难以忍受地从容他人的机智不如自己敏捷……他有一种贵族般的性情。”
在89岁时，他的财富估计已高达三亿五千万美元，此时，他搬到佛罗里达，开始了一份全新的事业，其内容令人难以置信地涉及到大量新的利益：佛罗里达州的不动产发展、幼儿园、航空公司、酒店、银行、乳牛场等——他继续以极高的效率管理这一切并不断取得成功。当问他的目标是什么时，他很直率地回答：“我购买资产，就是为了创造财富。”
注意，其新的冒险事业是长期的发展，在它们能够赢利之前需要几十年的时间。那些梦想通过抽彩票式赌博而赢得财富的人绝不会理解他的心理。
只有财富占有者的生活和行为是短期规划的，他的眼光决不超越当下时刻。财富创造者的生活、思想和行为都是长期规划的。因为只有对自己的判断拥有完全的信心，他对未来也就拥有了完全的信心，只有长期计划才能满足他的利益。对财富创造者而言（对艺术家也是如此），工作不是一项痛苦的义务或者是必要的恶，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对他来说，生产活动是本质，是存在的意义和乐趣；这是充满活力的状态。
阿瑟·戴维斯根据其非凡的洞察力创建了美国铝业公司。他是一个真正的建设者——为了保持活力，他必须一直是一个建设者，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那种颇具远见的洞察力在所有伟大的财富创造者身上都非常典型。在摩尔根（J. P. Morgan）身上就是如此，他通过自己的能力来判断，哪些行业具有未来发展的潜力并进行组织和投入资金，将其整合成一个工业巨人，从而发了大财。美国钢铁公司是其杰出的典范之一，也是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的杰出典范，他的公司财产在联合体中占据中心地位，而他的一生则是从一个钢铁工人开始奋斗。
财富创造者的如下能力得到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有力证明：公然违抗既定的风俗，独自抵抗猛烈的批评和对失败的语言。福特在技术和经济领域都是一个革命性的创新者。他是大规模生产具有财政优势的第一个发现者——他第一个使用生产线——第一个在实践中反驳“阶级斗争”理论，其采取的方式是主动提高工人的薪金，他的标准超过了当时的任何团体；他这样做，不是出于利他目的，而是出于一种名副其实的理性目的，即吸引那种最能干的劳工，从而获得更高的生产效率。
在他的一生中，福特的成就没有得到来自知识分子的任何认可，这些知识分子顺应集体主义的潮流，沉溺于“抢到资本家”的那种逻辑，从而诋毁所有伟大的实业家。这样的诋毁断言，创造本国极大繁荣的那些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掠夺了没有创造繁荣的那些人。
汤姆·格德勒（Tom M. Girdler）是美国伟大时代的最后一位活着的代表，他从劳工阶层上升到共和国钢铁公司（Republic Steel）的总裁，他是集体主义潮流的特殊受害者。作为一个决不妥协的独立自主的化身和拥护者，格德勒发动了一场英雄式的战役，以便反对各式各样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正是他们选中格德勒作为无情攻击的对象。
很多当代具有集体主义信念的评论员宣称，伟大个人主义者的时代——独立心灵的年代——已成为过去（未来进步的实现将以某种方式取决于一般意义上的每一个人，而不是特殊意义上的任何人）。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当今的财富创造者，他们克服了不断增加的政治障碍和充公性赋税的压力，奋勇前进并取得成功，我们就能发现同样的本质特征：发现新生事物和从事未经尝试事业的独立判断能力。
《财富》杂志写道，“如果文艺复兴时期的某个人当下仍然活着，他可能发现经营一家美国公司，对其多方面的惊人天赋而言，是最有利可图的机会。其中，他可能是科学家、艺术家、发明家、建设者和政治家……这家公司是根据这个人的形象而建立，在每个重要的细节方面都受到他的影响，它产生了一种整个世界独一无二的产品——这是其天赋的化身。他通过细心的选择，将非常优秀的同事聚集在自己身边，这些同事将分享他的激情和狂热，将同他一道创建和生产。”
“这样的一个人恰好确实存在。他就是埃德温·兰德（Ediwin H.Land）；他的公司叫马萨诸塞州剑桥宝丽来公司（Polaroid Corporation of Cambridge， Messachusetts），生产举世闻名的六十秒照相机。”
兰德的历史是财富创造者真正作用最明显的当代例证：像爱迪生和威斯汀豪斯一样，他是一个发明家式的实业家。他白手起家，创造的财富估算大约是一亿元美元。
所有的专家都断言，如下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存在一种照相机，在持续几秒钟的单次操作中就能拍照、冲洗胶卷并展示程成品照片。这些问题似乎无法超越。兰德在六个月的时间里解决它们。他的一个同事说：“我愿意打赌，一百个博士在十年时间的连续工作中都不可能重复兰德的功绩。”
兰德遇到并顶住了那种习惯心态的抵抗，这种心态恭候每一位伟大的发明家。“兰德的革命首先遭到所有专家的嘲弄，也就是那些总是知道革命为什么不能成功之人。这些专家事实上包括本国的每一位照相机经销商，每一位‘高级’业余摄影师以及华尔街上德几乎每一个人。”
兰德获胜了，就像每一个伟大的发明家，只要他被允许自由地赢得了胜利，他都会获胜。
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很多新的百万富翁之所以发了大财，或者是因为新的发明，或者是因为他们有能力让那些管理很糟糕的老式公司从破产的边缘复活。
属于第二类的一个最有趣的任务是詹姆斯·E.罗宾逊（James E. Robison），他是印第安海德纺织厂（India Head Mills）的厂长。作为不景气的纺织业内的真正财富创造者——该行业受制于保护性关税和棉花补助的联合困扰——罗宾逊发财的方式是，购买衰落的纺织厂，并通过自己专业化的管理将其转变成充满活力的盈利企业。
他的政策依据是反对各种形式的萧条，迅捷地采取决定性的方式推翻传统和习惯。《财富》杂志称他为：“反现状的拥护者。”
在大多数商人对有关政治哲学的问题保持沉默、趋于逃避或深表歉意之时，罗宾逊仍是一个为纯粹资本主义而战的斗士。他似乎完全意识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危机，他并不害怕说明事实。
他草拟了一份印第安海德纺织厂的政策指南，该指南宣称：“本公司的目标就是增加普通股的内在价值”——并解释，公司做生意不是“为了追求规模而变得更大，不是为了更加多元化，不是为了让一切变得最多或最好，不是为了提供职位、拥有最现代化的工厂和最幸福的顾客、引领新的产品开发，也不是为了获得任何与资本的经济用途无关的其他地位。”
“有时，任何一种上述情形或者所有的情形斗士我们目标的一种手段，但是，手段和目标绝不能混淆。印第安海德纺织厂做生意的惟一目的，就是提高公司一般股东普通股的内在价值。”
听起来有些令人震惊，这一点正是渗透在我们文化氛围中的一种逃避方式：这仅仅只是经济常识，没有一家生产性公司能以别的方式发挥作用。
在他的青年时代，罗宾逊深受哈佛大学商学院马尔科姆·麦克奈尔（Malcolm P· McNair）教授的影响，他写道：“世界的工作必须要去完成，人们必须对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生活负责。太多地强调人际关系鼓励人们同情自己，使他们更容易放弃责任、为失败寻找借口以及做出孩子般的行为。”
这段话为财富创造者的悲剧情境提供了一条线索。他们是惟一的一群人，完全意识到“世界的工作必须要去完成”——他们在继续完成，但遭到洪水般的辱骂、指控和日益增加的质询。他们在继续，却不能保卫自己或者完全理解，只知道世界的幸存有赖于他们不懈的努力。
他们是我们文化中的沉默寡言者、无名小卒和被遗忘者。
只有财富占有者才雇佣私人广告人员，才为了吸引公众注意而故作姿态。只有财富占有者才以粗俗的方式炫耀、展示自己的财富，渴望“威信”和关注，迫切地赖在“咖啡馆的社交团体（café society）”边缘不走。
财富创造者并非如此热衷于财富。对他来说，财富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拓展其活动范围的手段。大多数财富创造者对奢华的生活漠然处之，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其财富相比，其简朴程度令人吃惊。
并非所有的财富创造者都能获得巨大的财富：他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特定领域仍然存在的自由度。有人仅仅实现了他们很小一部分的创造性潜能；有人从来就没有被听说过。
在如今的状况下，猜测其真正的数目是不可能的。我曾经请格林斯潘经济咨询公司（Townsend-Greenspan &Company）的总裁艾伦·格林斯潘大胆地估算，在他看来，在我们的商业世界里，真正的财富创造者——也就是完全自治并具有独立判断能力之人——占多大比例。他思考了片刻有点伤心地回答：“在华尔街——大约是5%；在工业界——大约是15%。”
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孤独的少数派用他们的肩膀支撑着我们的世界。
孤独是我们谴责财富创造者的秘密武器——这种让人感到困惑的孤独并没有因为片刻的纵乐而消失。正是这种感觉上的孤独才使他成为某种不可思议的非正义现象的受害者。他那种沉默寡言的冷淡方式掩藏了其巨大但备受挫折的仁爱之心、其孩子般的无辜——以及其通过努力而获得的强烈自豪感。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柯林斯·亨廷顿（Collins P. Huntington）——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创建者之一，一个具有巨大能力和混合前提之人，他有着财富创造者的激情，但有时却采取财富占有者的方式——在他的生活方式上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他本来一直过着斯巴达式的朴素生活，鄙视所有物质上的奢侈品和轻浮的生活状态，但是，在他六十几岁时，他突然疯狂地转向放纵无度的奢侈生活，不加选择地购买宫殿式住宅、法国家具、真正的艺术品和昂贵的拙劣文艺作品——所有这一切都是他曾经谴责其伙伴购买的对象。
在所有这些任意的购买物中，有一副油画，描述的是古代场景，他因此而支付了两万五千美元——对他的同龄人来说，这种行为似乎是无法理解的。但是，在他的自传手稿中，对于这幅油画，亨廷顿是这样写的：
在这幅画中有七个人物——其中有三个不同宗教神职等级的红衣教主。还有一个年长的传教士，他刚刚回来；他正在说明他的双手被完全砍掉后而留下的伤疤；他正在向这些红衣主教们阐述一个故事；他们的穿着非常奢华。其中一个人正在玩狗；一个人在睡觉；只有一个人看着他——带着那样一种表情看着他，好像在说你是一个十足的白痴，当我们在家安享天伦时，你应该出去为人类而受苦，当我看着这幅画时，我沉浸在其中的故事里。有时，我就在长达半小时的时间里坐在那儿盯着那幅画看。
亨廷顿看到的故事是什么？他看到一个孤独、不被赏识的战士……他看到的是财富创造者，看到的是为人类在非生命体的丛林中生存而战的斗士——也就是，惟一记得世界的工作必须要去完成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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