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顾名思义，也就是把儒家学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其余的各家学说如法家，道家等均受排斥，是汉武帝接受当时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董仲舒先生的建议而确立的官方统治理论和伦理体系，其核心思想就是我们大家也耳熟能详的"三纲五常"，而其教育思想、"大一统"以及"天人感应"理论，都成为后世封建统治的基石。
总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奠定了西汉的制度基础，塑造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还为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提供了超越时空的一整套成功范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当然，以"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来说，汉武帝的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有相当高的政治弹性的，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一刀切"制式，在大力提倡儒家思想、大办儒学教育的同时，还实行儒法结合政策，即所谓的"儒表法里"，并没有着力限制其他各家学说的发展，只不过是有所侧重而已。关于这个，从汉武帝当时任用的大臣便可略见一斑，比如宰相公孙弘儒法兼治；提出"推恩令"的主父偃是纵横家；耿直的汲黯以及修史讽刺汉武帝的司马迁却都是奉行黄老哲学。
这正如后世研究者对汉武帝的评价一样，当然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统一体，得区分一些主流和非主流的东西，尽管大家公认汉武帝是一个伟大君王，以其功勋卓著的内政外交、文治武功永远闪烁在历史星空，赚取足够的眼球，同时他"也是一个好色、虚妄、固执甚至于有点暴力倾向的'小暴君'，一个令无数美女魂牵梦萦又黯然神伤的浪荡公子"（史评家语），几乎没有谁能无限接近于神，任何绝对的观点都是别有用心的。
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出笼，历史故事大致如此。
奉行无为而治的汉景帝驾崩之后，上任伊始的少年天子汉武帝（公元前141年3月登基，时年16岁，在位54年），就雄心勃勃地要大干一场，想改变先帝的因循守旧、无为而治的格局（尽管其时笃信黄老之学能影响时局的窦太后还坚决抵制），"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余人。"（《资治通鉴》卷17）发动丞相、御史、列侯等帝国众大臣多渠道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人才，文采斐然的汉武帝还兴致勃勃地亲自出考题，上百大贤坐而论道，共商国是。
最终的应举结果，史料显示："庄助为举首；公孙弘以明于《春秋》中选，为博士；辕固生亦以贤良应征。其余学申不害、商鞅、韩非法家之言，操苏秦、张仪纵横之说者，一概罢黜，不予录取。"
基本上，以这次考试为风向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调已经定下，虽然其时以太皇太后（窦太后）为首的憎儒派还十分强大，有绝对的话语权。
而关于这次应举者的焦点，也就是董仲舒先生是否参加，各种史书却有分歧。
历史牛书《资治通鉴》言之凿凿地认为董仲舒参加了对策，"广川董仲舒对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接下来老董还罗列了孔夫子的一大堆儒家理论，不过《汉书·武帝纪》却推迟到六年之后的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有史学研究者认为《汉书》所记比较可信。因为以窦太后当时对政治决策的最后决定权，也决定了董仲舒不可能如此放肆，窦太后是出了名打压儒家推崇黄老的人，时机当然不太对。
而不管老董是否在汉武帝上任伊始时提出过"独尊儒术"的对策，毕竟他还是提出了，时间迟早而已，这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而不是方向性问题。
虽然一开始汉武帝就有意以儒家学说来对抗黄老哲学，以争夺由祖母统揽的王朝话事权（想起了武则天的章怀太子李贤组织班底批《后汉书》之事），不过，严格来说，最初的儒术推行是遭受过严重挫折的，以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汉武帝按照当朝"白骨精"级太皇太后的旨意，下令逮捕自己的儒系大员赵绾、王臧下狱，并令他们自杀以谢天下尴尬收场，双方PK的结果，少年皇帝大败而回，很没面子，是非皆因强出头是也。
史载，很有政治魄力的汉武帝一上任，就雄心勃勃地进行自己的"政治改革"，大力组建自己的儒家班底。
其时，汉武帝任命推崇儒术也极力反对黄老哲学的魏其侯窦婴（窦太后堂兄之子）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人总是喜欢扎堆的，尤其是在政治斗兽场，站队永远是排解不开的永恒主题，所以倾向儒学的窦、田两位帝国重臣，也有意在朝中培植儒系官员来对抗窦太后的黄老派（为此后来窦婴也被太后贬斥），急火攻心地推荐儒生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以壮行色。
而赵、王二人更是急功近利，以为有皇帝撑腰就可以为所欲为，忘记了当时是谁能对帝国政事作最后的一锤定音的，得意忘形之际脑子便进水了，竟联名上书要皇帝有事不再奏报太皇太后，爱干啥就干啥，立儒学为国学也可以，多爽，这不是反了吗？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必先使其疯狂，这两人最后都输得很惨，还是自己的主人下令要做掉他们的，皇帝和他们双输是也，很没面子的事，就因为行事不太经大脑的缘故，头脑发热给热死了。
因为窦太后知道了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图谋不轨"之后，大怒，然后下令有司调查他们的经济问题，还真有贪污行为呢。
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变得简单多了，原本你们屁股也有屎啊，就请你们的主人帮忙"擦屁股"吧。反正不管是公报私仇也好，严肃国法也好，这儒家两小子都"被牺牲"了，还无计可施，无话可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窦太后十分高超的政治手段，那是相当老辣也，和她斗，少壮派还没够班，还需要韬光养晦，那可是"千年政治妖婆"啊。
然后，儒系一干人都逃脱不了责任，窦婴、田蚡被迫作深刻检讨，罢免官职。这一政治事件也说明了汉武帝初期（建元时期），儒家是没有话语权的，而且是备受压抑和打击，充满了挫败感，很识时务的董仲舒估计也不敢在此时冒天下之大不韪贸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响亮口号，不然的话，下场便会很惨，比赵、王不会好多少。
可是《资治通鉴》却记载在对策中老董反反复复说的是孔子的德政、仁政和道德教化并建议兴建太学。我们都被弄糊涂了，司马光可是严谨的史学家，却不知他从哪里得到的信息源，只能存疑了。
总之，儒家学说的真正兴起，是发生在窦太后辞世之后的事。所以董仲舒响亮喊出"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应是很久以后的事。
因为直到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五月窦太后亡故，随着黄老之学的最后一个"旗舰式"人物（可谓是坚固碉堡）的缺位，儒派才迎来了生命的春天，并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态势，此时坚冰已经融化。
六月，曾被窦太后挂起的武安侯田蚡（是汉武帝之母王太后的同母弟，皇亲国戚是也，与武帝关系密切），复出做了丞相，也预示着儒派人物能无阻碍地甩开膀子大干了。"及窦太后崩，武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史记·儒林列传》）从"史圣"司马迁的记载中便可知道，儒学的真正复兴和勃起是在窦太后死后，儒者一下子就延揽了数百人（在窦后主政时代却是一个也不重用），旌旗猎猎的样子，从此儒家学说就变得十分吃香了。
有了良好的儒家发展的政治土壤，儒家学说的走俏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于是，配合政治需要，一代大儒董仲舒的横空出世当然是历史必然，如果不出董仲舒，那么应该也能出张仲舒，或者李仲舒，因为这是时代的需要，时势造英雄是也。
而好命的董仲舒，这位当时久负盛名的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他就曾任博士，讲授儒家经典《公羊春秋》），以其扎实的学养和丰厚的理论体系，适时应势为儒学的走红准备了良好的人气和理论基础。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没有了祖母窦太后掣肘之后，有心建立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来巩固自己统治的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正好大师级人马董仲舒出山，正如一些史料所表，他在自己"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主张。"系统提出了基于天命的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道之大原出于天"（董仲舒语）。
而董仲舒的理论正与汉武帝的中央集权统治理念不谋而合，有利于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从此有幸成为西汉的官方哲学，有效地解决了当时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问题，如此应景，如此有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然便是有充分理由了，因为思想统一了，接下来的施政就会顺畅了很多，所以儒家学说成为国教，那是很有点顺应时势的味道，虽然后来的"独尊儒术"，多少也钳制了其他思想，让春秋战国时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盛况成了泡影，少了肥沃土壤。
综上所述，儒运宏昌的"唯我独尊"时代应该是在窦太后薨后开始的，董仲舒不可能在汉武帝上任伊始就抛出"独尊儒术"的论调。
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曾有如此评价："汉武帝继承了汉高祖以来，数十年休养生息所累积的国家资源，对内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下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运作的理论与方法，对外则连年发兵征讨匈奴，开拓四裔，使大汉声威远播，国势达于顶峰。而在一片繁华景象中，财政短绌、外戚干政的乱源却悄然伏下。"
雄才大略的少年天子汉武帝意气风发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成思想统一，加强中央集权之后，接下来便是凭借祖先多年"无为而治"不穷折腾而积攒下来的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大力进行开疆辟土，北伐匈奴、南平南越，打通西域、外事四夷，奠定了中华空前阔大的政治版图，也成为了其任内最大的成绩单，以其绝世武功跻身伟大皇帝的行列，可谓是马蹄声起，马蹄声落，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