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1个省份的数据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前十名分别是北京、天津、内蒙古、黑龙江、广东、吉林、辽宁、上海、山西和陕西。
其中，北京以78.12%位居第一，天津以77.64%位居第二，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两大直辖市吸引了大量的外来青壮年人口流入。
根据2019年北京市统计公报，2019年末全市常住人口达2153.6万人，比上年末减少0.6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745.6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34.6%。
同期，天津全市常住人口达1561.83万人，比2018年末增加2.23万人。其中，全市户籍人口1108.18万人。也就是说，天津人口净流入达到了453.65万人。
与京津类似情况的还有上海、广东、浙江和江苏等地。根据浙江省发布的人口数据公报，2019年末，全省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830.7万人，占比为14.2%，比上年上升0.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浙江跨入深度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4%），2019年全国深度老龄化省份增至7个，苏浙沪集体迈入深度老龄化。
尽管如此，长三角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并不低，其中上海达到73.7%，位居第8；浙江达到72.91%，位居第13；江苏也达到了71.13%，位居第18，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在深度老龄化的情况下，长三角还能保持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主要原因就在于有大量的劳动年轻人口流入。
以浙江为例，浙江省统计局、浙江省发改委近期发布的《浙江人口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分析》报告显示，2011~2014年，由于大规模推动机器换人、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浙江常住人口呈小幅净流出态势。随着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从2015年起，常住人口重新开始净流入，且净流入规模不断扩大，由2015年的3.3万人扩大到2019年的84.1万人。2017~2019年，浙江人口增量分别为67万、80万和113万人，连续3年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广东；人口净流入量分别为31.3万、49.0万和84.1万人，2017年和2018年列广东之后，居全国第二位，2019年居全国第一。
该分析报告指出，人口净流入的不断增加，说明浙江吸引了全国其他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大量劳动力就业，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浙江的外来人口主要来源地包括安徽、河南、贵州、江西、四川等。全社会年龄结构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橄榄状特征，社会负担相对较轻，仍处于人口红利期。
安徽省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林斐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现在大城市对人口的落户门槛越来越低，有利于吸引年轻人，改善这些城市的年龄结构。另外，看一个区域的年龄结构，要将三个年龄段联动来看。
比如一些地方的少儿占比较高，相应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就有可能较低。广东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75.46%，居第六，虽然也有大量的外来劳动人口流入广东，但其出生率较高，少儿占比较高，当前广东是我国年龄结构最年轻的省份之一。
东北劳动力占比并不低
近年来养老金支出压力较大的东北地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其实并不低。
数据显示，2019年，黑龙江15~64岁人口占比为76.25%，位居全国第4；吉林这一比例为74.94%，位居第6；辽宁这一比例为73.88%，位居第7。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东北的人口流动性比较大，尤其是很多老年人过着“候鸟式”养老的生活，一到冬天，他们就会去海南等南方地区。因此，虽然从户籍人口统计上看东北老年人口比重较高，但从在住人口来看，其实没有那么多。但他们领了养老金却不在东北消费，所以整体来说东北的养老金负担还是很重的。
2019年1月，海南省政协发布的《进一步加强“候鸟群体”服务管理发挥“候鸟人才”作用的调研报告》显示，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海南候鸟人口为164.77万人，约为海南户籍人口总数的17%。其中，三亚候鸟人口数为41万人，约为三亚户籍人口总数的70%。
少儿占比较低，是东北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的另一大原因。数据显示，黑龙江0~14岁年龄段的占比为9.97%，在31个省份中位列倒数第一；辽宁这一占比为10.2%，位列倒数第三；吉林这一占比为11.76%，位列倒数第六。
数据显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位居全国后三位，人口自然增长率都为负数，也是全国仅有的三个自然增长率为负的省份。
衣保中分析，出生率低有历史原因，东北的一大特点是国企占比较高，很多就业人员都在国企、行政事业单位，计划生育执行得比较严格，独生子女占的比例相当高。
因此尽管东北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但实际上近几年人口持续下降。数据显示，2019年三省人口共减少了42.73万人。
中西部大省劳动力外流多
从31个省份的数据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最低的10个省份分别是贵州、山东、湖南、河南、安徽、新疆、四川、重庆、西藏和广西。除了山东，主要都是中西部地区省份，其中不乏人口大省、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省份，比如湖南、河南、安徽、四川等。
林斐说，中西部这些人口大省，流出的都是青年劳动力，导致了劳动力人口占比下降。
安徽省统计局今年3月的一篇分析报告指出，当前安徽人口红利优势减弱，抚养负担持续加重。从数量来看，安徽省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6年达到峰值，自2017年起开始逐年减少，2016~2019年分别为4318.0万人、4317.2万人、4311.4万人和4275.3万人；从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自2016年起已连续4年下降，2015~2019年分别为70.06%、69.69%、69.02%、68.18%和67.16%。
第一财经记者梳理了20个省份2018年户籍人口、常住人口数据后发现，长江中游、西南、河南等地人口密集，是主要的人口流出地；广东、浙江、上海、京津则是主要的人口流入地。
其中，河南人口净流出达到1301万人，也是目前唯一一个人口净流出超过千万大关的省份。河南东南部的一些地市都是人口净流出大市，比如周口人口净流出规模达到279.76万人，信阳、商丘、南阳的净流出人口也在200万人上下。
人口净流出第二位的省份是贵州，达到928.23万人；四川、安徽和广西的人口净流出都超过700万人；湖南、重庆、湖北和湖南的人口净流出在200万~500万人之间。
一方面，这些地方的人口大量外流到沿海发达地区；另一方面，这些地方的出生率也不低，0~14岁人口的占比较高，因此整体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就比较低。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尽管近年来部分沿海地区正加快做好教育资源配套，增加教育产品供给，但对很多大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来说，子女留在老家的比例仍然占据大多数，因此老家的少儿人口占比会比较高。
尽管人口外流较多，但近年来随着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尤其是中西部中心城市的崛起，当地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目前外流的人口也在逐渐减少，回流到中西部的越来越多。以安徽为例，安徽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安徽省首次出现外出人口回流现象，此后连年回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说，类似武汉、成都这样的大城市，当前与东部沿海大城市的差距比较小，整体发展层次比较高，就业机会也多，对人才比较有吸引力，甚至吸引了不少在北上广深工作的人回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