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装卫生巾”引争议：女性离卫生巾自由还有多远？
近日，一则关于“散装卫生巾”的微博冲上热搜， 这则内容以及后续的一系列讨论加深了公众对女性“月经贫困”的认识。
微博中所说的“散装卫生巾”没有外包装、保质期等相应标识，但是便宜、量大，消费者可以一次性购买上百片，平均每片单价在2毛钱左右（市面上常见卫生巾品牌的单片价格约为1-2元）。如此售卖散装卫生巾的网店在淘宝上并非个案，购买者也大有人在。究其原因，有顾客在产品评论区回复称“生活难”“我有难处”。
廉价也许不代表质量不合格，但不可否认的是，使用这些“三无产品”的确存在一定风险。公众号“橙雨伞”在测评过一款散装卫生巾的实际效果后发现，其材质、吸收能力、透气度、柔韧性等方面都不及正规卫生巾，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劣质卫生巾很可能还会带来皮肤过敏、阴道感染等后患。在卫生巾已经十分普及的今天，仍有女性不顾生理健康，放弃“不过是一杯奶茶钱”的正规卫生巾而选择散装卫生巾，正说明女性面临的“月经贫困”远比人们想象中严重。
“月经贫困”指的是受到文化观念和经济因素的制约，女性无法在生理期获得所需的卫生产品。从世界范围看，“月经贫困”并不局限于贫困地区。“界面文化”在梳理各国“经期贫困”的情况时看到，即使在人均收入较高的英国，也有15%的女性（14-21岁）曾买不起经期用品，而在中低收入国家，有超过50%的女性选择自制经期卫生用品。在印度，月经一度被视为禁忌和耻辱，很多女性根本不了解卫生巾的存在，直到近年来才有所改善。
那么，在中国，“月经贫困”从何而来呢？“月经羞耻”或许是原因之一。“八点健闻”撰文梳理了中国卫生巾的发展历史，从只能使用草纸，到20世纪80年代卫生巾作为商品出现，再到90年代后卫生巾逐渐得到普及，卫生用品的发展确实改善了女性的经期生活。但作者也注意到，在卫生用品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女性却始终失语。无论是卫生巾的生产、销售还是推广环节，都鲜少有女性推动者出现，女性似乎只作为使用者存在。在舆论场里，月经原先是禁忌与污秽，到了90年代，即使谈起妇女卫生保健，也只会提到性生活、阴道卫生等，不会提到月经与卫生的关系。至今，在中国人均收入较低的三四线城市及农村城镇，一些女性虽然早已使用卫生巾，但对个人健康护理的认知仍有缺乏。
月经带有的耻感并未因卫生巾的出现而消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卫生巾的另一种更为便利的替代品——卫生棉条——已经成为欧洲70%女性的选择，在中国却被视为较为激进的卫生用品。仍有男性在知乎上问：“女朋友用卫生棉条，我是不是应该和她分手？”事实上，男性在卫生巾问题上对女性指手画脚，也是人们在此次讨论中诟病的问题之一。有男性网友指出，市面上的大牌、高价卫生巾是大企业垄断市场，强制进行的消费升级，女性消费者其实是被“割韭菜”了；还有人表示，陷入“月经贫困”的女性可以使用月经带来规避质量存疑的卫生巾，冒险购买散装卫生巾说明了现代女性的懒惰；更有一些无知的男性劝女性“何不像憋尿一样憋住月经”。
“澎湃新闻”作者戴桃疆在评论文章中指出，之所以出现这类规训女性的言论，是因为男性没有意识到卫生巾与一般商品不同，它代表了女性对于自己身体的支配程度和感受，而一些男性却认为女性应该驯服自己的身体而非顺应身体需要。作者还看到，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训早已反映在卫生巾广告中。长期以来，卫生巾广告只专注于那些轻盈的女孩对体面生活的追求，重复着“自信、自由”的空泛口号，力图打造完美女性的形象，实际上也是在迎合男性的凝视，帮助社会规训女性的身体。在广告中，月经的禁忌仍未被打破，经期被隐晦地描述成“每个月的那几天”或“一个月中最艰难的时刻”。
月经贫困的背后，不只是生理知识的匮乏和被压抑的身体表达，还有被剥夺的经济权利。在《散装卫生巾之惑：贫困为何总带有一张女性的面孔》一文中，作者侯奇江从多个角度论证了为何性别不平等会给女性带来贫困。与月经直接相关的一个例子是，许多用人单位虽然不敢公然违反《劳动法》，但却将“月经假”“产假”视作用人成本的一部分，导致女性在就业上备受歧视。更重要的是，父权的社会文化和家庭结构使得许多女性的收入赋权的是家庭而不是女性个体，即使女性的收入增加了，其个体福利却难以成比例增加。
目前，中国的卫生巾增值税为13%，是增值税中的最高档。当男性的包皮手术已纳入医保时，作为女性必需品的卫生巾却未能享受任何税收减免，这无疑是对女性需求的忽视和歧视。正如上文中所言，既然月经是自然不平等（两性差异）带来的，那么解决卫生巾的分配问题，正是在“男女有别”的生理差异上追求“人人平等”的信念。如何降低卫生巾的开销，让女性能够负担得起，是生产成本、售价与税收的问题，更是一种社会资源如何正义分配的问题。但不论是政府免税还是企业让利，卫生巾都不应该再让女性付出过高溢价。
从“占领华尔街”到反思“狗屁工作”：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的思想遗产
9月2日，人类学家、无政府主义者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威尼斯逝世，享年59岁。他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也是一名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曾被历史学家罗格斯·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事实上，他也是当今少有的能够同时在学术思想与社会运动中保持高度介入的知识分子。
“界面文化”曾在格雷伯离世后为读者回溯了他一生中的重要成果，其中最为人知的是他于2011年参与策划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这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下阶层的民众面对美国经济萎靡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等现状做出的反抗。当时，格雷伯提出的“我们是99%”的口号如雷贯耳，将矛头直指剩下的最富有的1％人口，宣称是这部分人造成了美国的贫富悬殊。
尽管格雷伯坚称口号是集体的功劳，但实际上，他此前出版的著作《债》已为这场运动提供了思想资源。在这本书中，格雷伯对传统的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所有的经济学著作都认为，货币的出现取代了复杂的物物交换，使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方便。但格雷伯却指出，经济并不是从“易货”开始，而是基于“信用”的互相馈赠。是金钱的出现让责任和义务变成债务，欠债还钱的常识腐蚀了人类彼此关爱的本性。在格雷伯看来，解决债务的最好方式就是将债务一笔勾销，“金钱并非妙不可言，还债不是道德的核心，这一切都是人为的安排。”这也是他对欧洲持续多年的债务危机的看法。
格雷伯的观点或许有悖于教科书上的讲述，但自2008年经济衰退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感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给出的智慧不再那么奏效——失业率下降不再推动工资上涨、印钞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用格雷伯的话说，“现在的经济学理论越来越像一个装满破碎工具的棚子”，它所试图解决的问题——如何确定工作和资源的最佳分配以创造高水平的经济增长——与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完全不同，即如何在不破坏地球的情况下应对技术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实际需求的减少以及关怀工作（care work）的有效管理。
这也解释了为何近年来大卫·格雷伯提出的“狗屁工作”理论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按照凯恩斯在1930年的预言，以今天的技术水平，许多人应该早就不用工作，至少不需要工作太久。但事实是，人们不仅没有更多时间享乐，反而身处更加严峻的就业环境中。在格雷伯看来，现在有40%的工作都是“狗屁工作”，它们不能够创造价值，只是被统治阶级大量制造出来用以维持社会稳定。真正从事生产的工人被无情地压榨和剥削，其余的人则被划分为一个总是遭受唾骂、失业的阶层，和一个更大的、领工资却基本无所作为的阶层。
抵抗工作一直是格雷伯宣扬无政府主义的核心。在近年来许多革命性的劳工和反权力运动发生时，格雷伯的声音屡屡回响。“澎湃新闻”曾多次刊载格雷伯的评论文章或援引其思想。例如，在2018年法国巴黎掀起“黄背心”运动时，格雷伯就再次重申了他对“金融权贵提供的苍白的普世主义”的批判。2020年，全球范围内的yi情愈演愈烈，也揭露了新自由主义外包制度下零工经济工作者缺乏保障的事实。与此同时，一些“狗屁工作”的无意义和资源浪费也在特殊时期显现出来，令人反思何为有价值的工作。
《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一书的中文译者、技术哲学理论家许煜在写给格雷伯的悼念文章中指出，格雷伯的贡献在于“他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开辟了想像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途径”。当我们以狭隘的资本的概念讨论如何恢复经济、维护秩序、实现民主时，并没有看到人作为经济人——即被计算的客体——以外的可能性。格雷伯的思想旨在提出另类经济，它不是基于计算式，而是基于互助和自组织的共同生活。他的作品将帮助人们重新看待乌托邦的梦想，实现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