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3月12日是我国法定的义务植树日，这个日子是如何定下来的？
植树节的概念属于舶来品，中国第一个植树节并不是3月12日，而是定在清明。1914年由加拿大籍美国人裴义理(Joseph Bailie)从中国民间植树插柳习俗得到灵感，因而提议以清明为植树节。
传统典籍中虽然没有植树日的说法，但不乏种植柳树与鼓励种树的记载。晋代陶侃镇守武昌时，在当地遍植柳树，名为“官柳”。汉代太尉周亚夫在军营种植很多柳树，使军营从此得名“柳营”。相传由于隋代开通运河贯通南北，各处需要年年植树巩固河堤，柳树喜湿，又易成活，加之清明又是适宜植树的季节，隋炀帝曾号召全民种柳护堤，并赐以重赏。白居易曾有《隋堤柳》记之曰：“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傍流水，西自黄河东接淮，绿影一千五百里。” 柳宗元有诗云：“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说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插柳渐成风俗，并延续至今。这也成为近代植树节的传统源流之一。
清明植嘉木：清明节即植树节
民国四年（1915年）时任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的裴义理(Joseph Bailie)，见扫墓人多植树于墓地，因而得到启发，即函请农总长张謇，建议效仿美国植树节，让老百姓于清明节前后，在荒山、河堤以及房前、屋后等处种植树苗，以防水土流失并增加收入。清明节冷热适宜，加之合北方春耕之初，适合种树。北洋政府决定采纳裴义理之言，发出申令由农商部总长周自齐呈准大总统批准。在确立当日，大总统“谕定地点，特上植嘉树，缅亲耕之遗意”。不仅京畿共襄植树盛举，同时各地上至巡按使，下至县佐均应敬谨遵照，督促学校、绅商举办植树活动，响应“为国植树，造福于后人”的号召，将这一节日动员为全民种树日。民国五年（1916年）清明节，北洋政府在北京西山马金顶举行了中国第一个正式的植树节庆典，同时要求全国各级地方政府部门都要在植树节期间广泛植树造林。
清明植树节固然表达了政府对林业的重视，但对植树造林的认知还停留在农耕文化中劝课桑麻的示范性作用。申令一出，质疑之声扑面而来：首先，植树节的设立意在提醒人们重视森林对环境与民生发展的重要意义，涵养森林能够“固堤防、消水旱、除灾厉”，进而保障农业生产。而民国政府虽然认识到森林对民生意义之巨，却未重视林业的专业化发展，对种树的理解仅仅停留在仪式性的“亲耕”，因此这种大力的行政提倡并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其次，国家幅员辽阔，清明时期北方许多地区还未回暖，勉强种植存活率太低，清明种树并不符合气候规律。后来部分北方地区将植树节改在清明一个月后的谷雨，但仍收效甚微。
毕竟乱世中实在有太多比种树更要紧的事，民国的植树节就这么不咸不淡的维持了多年，仪式虽年年举行，但更多流于形式。人们逐步接受了清明植树双节合体，逐渐由行政节日向习俗过渡，官民祭祀祖先，踏青栽树。直到一位伟人逝世，植树节机缘巧合地被附加了一层独特的政治意涵而被发扬光大。
民国的植树节
精神不死，树木常青：中山纪念日与植树节
民国十四年（1925年）3月12日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国民党各地党部就组织了规模宏大而隆重的追悼纪念仪式，手植松柏怀念总理成为寄托哀思的重要环节。总理逝世的第三个年头（1928年），国民党中央通电各省政府，因追念国父“特定每岁三月十二日, 全国各地一致举行植树典礼”。这一年的植树节严肃中不失热烈，各地大造中山纪念林，声势颇为壮观。第二年（1929年）国民政府正式颁布《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各省植树暂行条例》，规定“各省应于每年三月十二日总理逝世纪念日举行植树式及造林运动,以资唤起民众注意林业”。条例同时规定植树式“各机关长官职员、各学校师生及地方各团体、民众均应一律参加，躬亲栽植”，所需经费则由各级政府承担。
植树节不单关乎农林，它的存在也与孙中山精神浑融一体。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倡导植树造林的政治家。早在1893年, 孙中山就在《上李鸿章书》中提出“急兴农学, 讲求树畜”以强国家。植树节的实际提议者裴义理曾向孙中山先生建议“提倡造林，防止水灾”， “以工代赈，开垦荒地”，这些建议得到孙中山先生的大力支持。为此，政府还专门拨给紫金山、青龙山荒地4000亩，作为垦殖造林之用。此后，孙中山本人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植树造林的重要意义。从这一角度来看，植树造林就是贯彻总理遗教, 就是建设国家, 是将纪念总理转化为具体的政治实践。总理逝世纪念日与植树节合二为一使逝世日具有了全新的面目与实践功能，种树这一独特的纪念方式成为区别于其他纪念日的独特标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种树之于生命、家族、精神的“延续”意义要比舶来的“绿化”概念深远得多。睹树思人，更何况此树乃亲手所植，不是更有铭记的价值？在政权更迭频繁新旧交替的年代，各色纪念日多如牛毛，仪式的雷同和反复会失去对民众的吸引力，逝世纪念日因植树而产生的参与感和实践感而更显别致深意，使总理逝世日在众多纪念日中脱颖而出。
出于以上考虑，国民党将孙中山逝世纪念日与植树节合为一体。新植树节的诞生既解决了南方在清明植树太晚的问题,又继承了总理遗教中植树造林、改造国家的思想，同时对民众的宣教寻找到确实的意义落点。
事实证明，这一决策确实起到了预期的政治效果，植树节一度成为国民节日，1930年甚至升级为“植树周”，活动时间延长至一周甚至十天，政府投入力度之大、仪式规模之大、群众参与度之高可与民国诞生日双十节相媲美。至今在全国各地仍旧分布着大片的中山纪念林，它使国民党力图铸就的中山精神在空间上获得了充分的展示，植树节的政治意涵全面超越了本身的意义。
民国十二年（1923年）广州政府植树照片
要想富，先栽树：新中国的植树节
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政权面临的是满目疮痍和百废待兴的局面。作为基础国家资源，修复林业被重新提上日程。新政权激烈地批判了国民党执政时期对待林业的虚伪态度，认为森林资源“因为阶级斗争引发的战争而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反动政府不重视造林，只在3月12日定为植树日的这一天表现出对植树的兴趣，其他时间对大片的森林资源采取放任态度，一年仅有的一天也沦为作秀，只将苗圃种植的树苗挖个坑移植到地上而已，植树仪式的全部意义在于留下几张官员和树苗合影的相片。因此复兴中国林业成为新时代的重任，新政权没有提及植树节之于政治宣教的重大意义，而是集中火力批判民国政府对于森林资源的放任和不作为，民国政府费心营造的总理纪念植树式被新政权抛弃，植树节文化又恢复到初创之时的意义。
大跃进运动前后，毛泽东发起“12年绿化运动”，计划在12年内基本上消灭无植被土地，为全中国铺上绿色，共同为上任政权糟糕的环保政绩补课。依靠群众的力量，从一年一度的植树节，到一年三季造林；从各植自家门前树，到携手合作共造林。一时间苗圃田园，荒山荒地纷纷被植树群众的汪洋大海包围。然而这项计划并未如预期一般达到目标，所谓四旁种树（宅旁、村旁、路旁、水旁）只能贡献零星的绿化率。和被过度消耗的东北林区资源相比显得微不足道。由于不加节制的采伐，河流干涸，地表沙化，一些曾经森林茂密的地方无树可采，甚至退化为不毛之地。加之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实际情况反而显得更糟。至1979年，森林覆盖率为百分之十二点七，仅仅比解放前高出四个百分点，还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人均森林资源占有面积仅为二亩，人均占有率甚至低于解放前。
自然资源的破坏已经严重威胁到农业与工业的发展。针对这一现实，1979年2月23日，在邓小平的倡导下，林业总局局长罗玉川提请审议《森林法（试行草案）》，将每年的3月12日定为植树节，强调必须进行全民动员，把一切可能绿化的地方都种起树来，针对自然条件好的地方建设新的经济林和用材林基地。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这项提议，延续了民国的传统，仍订立于3月12日。至此，以“动员全国各族人民植树造林，加速绿化祖国”为主题的植树节以法律的形式正式确立。
1979年3月12日，也就是新时代的第一个植树节，林业部在北京郊区举办了盛大的植树造林活动。中央领导及群众一千多人共栽种了一万多棵树苗，时任最高国家领导的华国锋和邓小平与少先队员们一起栽种树苗，为植树节做了最有力的示范。这次活动掀起了全民植树的热潮。1981年夏天，四川、陕西等地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水灾，长江、黄河上游发生了特大洪峰。这场洪水引发了中共高层对于林木过度砍伐的反思。同年冬天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第二年的植树节邓小平率先垂范，在北京玉泉山上种下了义务植树运动的第一棵树。此后的植树节邓小平一直坚持不懈地倡导和实践着义务植树。
1979年春，邓小平在北京市大兴县和少先队员一起植树。
民国和建国初期的植树节不同的是，军队系统成了植树节的主力。1982年邓小平向全军发出指示：军队在植树造林中，要积极地多做工作，除搞好营区植树造林外，营区外10公里范围内，要与地方共同协商搞好植树造林。与单位、学校组织的小规模种树仪式不同，解放军各部队在春季组成植树大军，深入边陲和深山老林，在林业专家的指导下大面积植树造林，国家重点经济建设项目“三北防护林”就是在军队的不懈努力下逐渐形成规模体系。
1979年植树节设立的本意基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逻辑，将森林视为重要的经济与战略资源，三北防护林工程作为国家重大经济项目得到极大重视。相比之下，城市里组织的以美化环境为目的的植树节就不那么重要。种树是门技术活，并非挖个坑、插个苗、填个土、浇个水就万事大吉。只求种树时轰轰烈烈，树苗成活率低，结果是“造林不见林，种树不见树”。加之传统意义中情感的寄托和民国时期的政治感已被新时代的植树节所消解，老百姓不容易获得认同感与参与感，无法取得情感和精神上的共鸣。植树节的氛围越来越淡，日渐退化为单纯的集体组织活动。如今在植树节参加植树活动，为美化环境、改善污染尽一份绵薄之力的同时，能够如古人一般寄托些情思在亲手栽种的树上，期盼着来日蔚为成荫，却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