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是我国上古时期规模更大的水患治理行动，据《史记》记载：夏后氏首领大禹以“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的决心，完成了舜帝的重托，成功治理了滔天洪水。当然，大禹也在这一过程中在华夏各部落建立起了前所未有的威望。

而夏朝能够得以建立，也是得益于夏部落在治理水患中时对部落联盟人力的集中调配，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集权。无独有偶，《圣经》当中也有洪水从天而降的记载，不同的是，西方面对洪水采取的是造方舟逃难，而我国采取的方式却是与自然抗争。

当然，《圣经》中上帝降洪水的故事是虚构的，而我国的大禹治水却是真实存在的。

那么大禹治水究竟是在哪里治水呢？按照《大戴礼记》的说法，大禹“巡九州，通九道”，治水的地域覆盖天下九州之地。显然，在生产力低下、交通不便的上古时代，大禹是不可能走遍大半个中国治水的。

商汤曾经说过：“古禹、皋陶久劳于外……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也就是说，大禹治水的范围其实是在四渎之内。

那“四渎”又是哪里呢？由于记载大禹治水的文献都为春秋以后，距大禹所生活的龙山文化时代已经过去了千年之久，所以，想要弄清楚大禹治水的准确地域，我们还是要寄希望于考古发现。

上世纪20年代，甘肃礼县秦始皇先祖坟墓出土的一件国宝：秦公簋，上面发现了“鼎宅禹责（通绩）”四字铭文，与商汤“设都于禹之绩”的记载形成印证。秦人本是东夷部族，如果按照秦人对先祖的记忆，大禹治水的地方就在商汤的亳都，也就是山东菏泽曹县一带。

孤证不立。为了印证秦人的说法，菏泽的考古工作者对曹县龙山文化遗存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陶网坠、陶纺轮、螺壳、鱼刺、石铲。随后，北大考古系对另一处遗址进行发掘时，又发现了大量具有明显使用痕迹的蚌镰、蚌刀。

这充分说明，在上古时期，鲁西南一带是沼泽河流密布的区域，先民以渔猎为生，这种自然地理条件具备了天降暴雨时，积水无法排出造成洪涝的先决条件。

此外，鲁西南地处黄河、济水、淮河、沂水之间，又刚好符合商汤提到的“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可见，考古发现将大禹治水的区域指向了我国的发达省份：山东。

当然，上述发现还无法形成证据闭环，我们还需要填补更多的考古发现。

在对山东龙山文化遗址进行发掘时，考古专家们发现一个普遍的规律：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并存的区域，前者的遗址总是占据更高的地理位置，这也就意味着龙山文化时代的先民相比仰韶时期，向高地进行了普遍的迁徙。

而叔弓钟铭文的发现也印证了这一点。

叔弓是宋国后裔（殷商直系），在姜姓齐国为臣，按发现的记功铭文记载：其先祖成汤“剪伐夏后，处禹之堵（通都）。”这也说明了夏禹的势力区域的确在鲁西南一带。而《禹贡》全文提到了13处古兖州地名，也说明大禹治水的施工区域就在山东，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形成了二重证据。